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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阈值监管是监管部门在本轮商车费改过程中推出的一项监管制度，其规定险企分支机构综合成本率不能超过费改前三年试点地区车险综合成本率的平均值，否则就将被叫停相应地区的业务。其目的就在于抑制险企的过度费用竞争。然而多有业内人士对此项规定抱有疑问，认为随着商车费改逐步深入，市场竞争必然加剧，险企为规避阈值监管，防止被监管暂停业务，往往会采取调节报表数据的方式，使其满足监管要求，这直接会导致行业统计数据失真，从而影响险企以及监管部门的判断。

在国内政治话语中，中美之间的经贸往来时常被喻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但是在美国决策者眼中，它或许只是纷繁复杂的中美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且不一定总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必须明确的是，即使从中方的角度而言，这个压舱石的重要性也是在后冷战时代才开始凸显。因此，要真正理解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原因，有必要跳出当下的贸易摩擦，从中美关系大历史的角度思考上述问题。回溯中美关系的历程，从1776年美国建国至今，有两条主线贯穿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一是通过贸易促进美国国内经济繁荣的商业梦，二是通过贸易把中国改造为一个在经济和政治上成为美国自由帝国秩序温顺盟友的帝国梦。

Alan Murray：但华为的优势一直以来都是硬件，不是软件？任正非：是，但是也要看到，我们一定要在软件上改变自己落后的状况。我们在大的软件架构上是有不足的，但是在嵌入式软件方面（硬件系统嵌进软件），我们是最强大的。我们要把现有的软件能力改造过来，担负起大的操作系统，是有些困难的，但是我们有信心。这信心不是说说而已，是实际已经有些准备了。

2为什么是陕西、广西和青海至于为何将首批商业车险自主定价改革试点地区选在陕西、广西以及青海三省区，或许可从三个省区本身的商业车险发展状况看出端倪。通过观察行业交流数据会发现，三省区一个共同之处在于，车险业务综合成本率均低于行业平均水平，承保盈利情况较佳。

“QDLP和QDIE已经暂停了两年多时间，其主要原因是前几年人民币贬值压力较大、外汇储备下降速度较快。而去年以来，在当前人民币贬值压力消失、外汇储备稳中有升的大趋势下，为重启QDLP、QDIE和增加QDII的额度创造了条件。”黄志龙认为。鄂志寰表示，在金融双向开放的进程中，加强资本流动的监测和管理关系到是否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需要加强与主要经济体监管当局的政策协调与监管合作，对资本流动实施动态监管和风险预警。

“目前，我国注册制刚刚试行。从企业和监管看，注册制就是要建立和完善上市公司质量，支撑整个资本市场生态系统良性循环。”潘向东建议，企业应完善信息披露，敢于接受媒体监督，一旦出现造假和违规行为要接受法律严惩，实现上市公司自动优胜劣汰；监管要完善注册制中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强度和质量，把关上市企业质量，让市场决定企业能否成功上市；应强化中介机构职能、优化投资者结构、严厉打击市场操纵行为、完善退市制度。